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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战略最终是要刺刀见红的学问
西方的战略要学好。与西方人是在受到东方匈奴人和蒙古人征服后开始学习东方的道理一样，[8]凡是能打败我们的对手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这种学习得来的知识一定要经过中国经验的内化。比较而言，我们东方人学习能力强，吸收快。过去搞军事不行，但很快就在实践中成长起一大批中西战法结合的中国将军。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对中国人很有信心。1857年，他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9]
西方军事思想在中国扎根，它也曾经过了一个内化的过程。上世纪初，日本人学习德国军事并迅速崛起，德国的军事思想后又被引进中国并渐成风尚。一些中国人到日本去学那些思想，蒋介石也去了。另一个是苏联的军事思想。苏联军事顾问及中国留日回国的学生使这些思想在黄埔军校扎下了根。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都有黄埔学来的那些军事思想。但是，在打硬仗的30年代，处于弱势的共产党人用黄埔学堂里学到的那些以量决胜的洋思想，对付不了拥有大量物质力量的蒋介石军队，部队从30万拼到3万，最后是在生死线上大家认识到并推出本土生长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不是黄埔毕业的，也没有现代人常说的“大专以上”的文凭；在三十年代他也没有读过什么克劳塞维茨。但是，他基于本土实践的认识，讲求“万物皆备于我”，以少胜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种思想到最后成了打败蒋介石的法宝：遵义会议之后，同样的黄埔学生，在毛泽东统帅下就打胜仗，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就打败仗。正是30年代军事的胜利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政治指导地位。所以说，中国人学来的西方的东西，再好也要经过中国内化。只有中国化的东西，才能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并赢得胜利，而且是全局性的快速胜利。1940年中国已被肢解为若干块，1949年中国实现了统一，到1964年中国竟成了核大国。这正应验了孟子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当时，原子弹试爆的时候，正如尼克松转述周总理的话说，意思是：抗议的声音，如果太远是听不见的。[10]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了。国家威信，威而信。外交上“遗憾”表示得太多就没有威信了。
世界曾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但是我想归根结底还得是东方的。因为我们东方文化，按黑格尔说法，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11]风水轮流转，世界文明还得转回来。西方这种不可持续的、高成本的和依靠掠夺外部资源来支撑自己本国发展的模式已走到尽头。如按西式发展道路走下去，北方世界尽是“朱门酒肉臭”，南方世界则尽是“路有冻死骨”，世界这么两极对立和分化下去，何时是了？世界还得和平、和谐地发展。和谐才是世界本质。和谐思想的故乡恰恰是在东方。
战略，那是刀尖上的哲学。国家战略，不能只是请客吃饭和绘画绣花。它后边是要带刀子的。战略不是玄学，它是通过战斗赢得和平的学问。战略文化要有基于和平信念的战斗性，要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哲学是讲边界的。尼克松到中国来，在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见面，这个世界就变了。
运用国家战略是一种能力，这就是国家战略能力。国家战略能力，我认为是基于包括地缘政治在内的所有物质条件的国家战略的运用能力。其中运用是根本。我认为它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战略文化。就是民众对战略的认识和关心；换言之，人民支持和关心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最基础的东西。第二，战略文化之上形成战略思维。战略思维多是知识分子的事，他们为中国的战略高层设计提供思想养料。第三，就是政治领袖集团的基于前二者的国家战略管理能力。这三者共同形成国家战略能力。
发达的战略文化是发达的战略思维的前提。而战略文化的人民性是其强大与否的关键。如清朝时各方的文化积淀都很好，但是，百姓到处都是“莫谈国事”，这表明当时中国战略文化处于衰落阶段。我们知道，就在美国和日本崛起的同时，中国清末的国家战略能力严重下降，其特点是对战略人才从上往下的逆向淘汰。那时也出现海权理论，其先驱人物就是严复。他跑到英国去学海军。因为那时候中国不认洋文凭，他回来以后没话语权，得考状元。他几次乡试都没过关。就在美国的海权论鼻祖马汉在太平洋东岸指点江山的时候，而西岸的同行严复还在准备参加一次次的乡试。以致严复病卧榻上，最终弄成个翻译家，给后人留了个“信、达、雅”。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哀。与此相反，同时期的日本却人人关心国家大事，最终于1895年打败了中国。但日本的战略文化及建立其上的战略思维毕竟没有大历史和大哲学的底蕴，结果就出了东条英机那种有战无略即没有哲学的人，以至最终又输掉了太平洋战争。严复死的那一年是“飞雪迎春到”的1921年，这一年共产党诞生了。共产党是中国知识阶层中具有强烈的战略文化和超凡的战略思维的人组成的救亡组织。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更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战略并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战略最终是要刺刀见红的。
三、 美国国家战略能力迅速衰落，其角色日益从世界的操纵者向他国的“战略搬运工”转变
苏联解体之初，美国在中亚的布局是有利于美国的。当时塔利班在北面制衡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在西面制衡伊朗；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和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都是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塔利班和萨达姆分别从东面和西面牵制着美国人的重要对手伊朗。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打败又保留了萨达姆，用它制约伊朗；又用解放了的科威特从南部制约着萨达姆。美国从中用最小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可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打败了塔利班，俄国的力量反而南下进入阿富汗；打倒了萨达姆，伊拉克什叶派获胜，伊朗的地盘反而扩大。可以预计，美国撤军后，伊拉克与科威特及伊朗的关系会大大好转。为了这种“战绩”，小布什还赔了3000多士兵的生命。现在美国已失去了从尼克松到老布什为美国留下的在中东的主导地位，被小布什“解放”了的中东人民正在拿起枪来反对留在中东的美国大兵。
更有甚者，在即将御任的前夕，小布什在为俄国和伊朗南下搬掉了塔利班和萨达姆后，又从中亚来到欧洲，积极支持科索沃独立，这又进一步为欧洲的崛起清除战略障碍。这将更深刻地动摇二战后已在雅尔塔体系中确立的有利于美国世界霸权的基础。
美藉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学者正确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12]
这就是说，二战中美国人不仅要击败德日法西斯，还要利用这场战争摧毁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霸权。为此，罗斯福支持马歇尔通过在大西洋东岸的诺曼底而不是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开辟第二战场，这样便自然而然地将东欧放给苏联。诺曼底登陆造成的后果，是苏联势力上升和苏联对欧洲强国的战略空间的大幅挤压，历史上的大欧洲，现在变成夹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西欧”。从此，西欧就成了美国的附庸，其手法与老布什保留萨达姆而迫使科威特成为美国的政治附庸一样。
美国是远交近攻，把苏联放大，欧洲压缩，亚洲这边尚未崛起，美国就这样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并由此对美国形成双向绝对依赖的“雅尔塔”布局。
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称：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一个铁幕已经在欧洲大陆之间降落了。在那条线后面的是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等，所有这些著名的城市和周边的人口都已纳入苏联版图之内，都以某种方式受制于苏联的影响，或来自莫斯科的高压和不断加强控制。惟有希腊除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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